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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之源:第八章 夏,“中央”之国

2017-11-05 14:49来源:网络整理

    第一节、家天下

    夏禹的儿子启,废除禅让制,改为“世袭制”,建立“家天下”,完成了从“神农时代”的“推举”,到“黄帝时代”的“禅让”,再到“夏商周时代”的“世袭”三个时代、三种政治形态的最后转变。

    这种政治形态的转变说明了什么呢?其内涵与意义又何在呢?

    这种政治形态的转变,说明了:随着社会生产的一步步发展与进化,社会组织的联系就越来越紧密,社会结构就越来越复杂,人们的个性就越来越对抗于社会的整体性,社会的权力,就越来越集中,越来越专制。

    推举,是一种选举;禅让,也是一种选举。不过,推举,是一种完全性的“民主”选举;禅让,则在“民主”选举之中,明显地削弱了“民主”的成分,而加入了当权者的意志。而世袭,则更加完全地否定了“民主”,更加完全地认可了当权者的意志。

    很明显,从推举到禅让,从禅让到世袭,这是从“民主”走向“专制”,这是从人类社会又“回归”到了“猿猴社会”。所不同的是,猿猴社会的猴王,需要“竞争上岗”;人类社会的人王,却是“保送上岗”。人类社会的王之权位,相对于猿猴社会,被固定化了;人类社会,比“猿猴社会”还要死气沉沉,还要缺乏进取的机会。

    为什么,“民主”会走向“专制”呢?

    这是因为,“民主”,是不断地新生的那些“上智”之人,用来不断地否定既有秩序的玩意。它表面上是一种“集体智慧”,是一种“智囊参政”,实际上,就是“狗咬狗,一嘴毛”。

    为什么,王的权位会固化呢?

    因为,王之权位的固化,代表的是社会的稳定。而社会的稳定,就是“下愚”之人的福分。只要社会权利落入“下愚”之人手中,“下愚”之人,就一定会选择王之权位的固化。

    “上智”之人与“下愚”之人,是人类社会的两个利益集团。他们的利益争夺,最终反映到价值观的对立,就是:“上智”之人希望社会不断地变化,自己好从社会的不断变化中,得到发展的机会;“下愚”之人希望社会能够得到安宁,自己在社会的安宁中,可以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。

    人类历史的发展与停顿,由内、外两个因素决定。外部的因素,人类无法把握;内部的因素,人类则可以把握。

    而人类自己把握社会发展与停顿的方式,就是两大利益集团之间,力量与力量的较量;就是“智力”集团的“智力”,与“体力”集团的“体力”之间的相互博弈。

    “智力”集团在很单纯、很精干时,她就很灵巧,可以四两拨千斤地调动“体力”集团而随心所欲;而“智力”集团一旦复杂、一旦庞大,那就是“狗咬狗,一嘴毛”,“智力”集团反而就会被“体力”集团所围猎、所专政。

    所以,在不考虑外部因素的情况下,人类社会的量变,是由“上智”之人推动的;而人类社会的质变,则由“下愚”之人推动。而“下愚”之人推动社会的质变,就是为了重新建构社会的秩序,就是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、不变。

    生产越发展,“上智”之人就越多;“上智”之人越多,社会争斗就越激烈;社会争斗越激烈,社会,特别是“下愚”之人,就越需要更可靠的强权,就越需要更加稳定的中心。

    而世袭,就给社会、给“下愚”之人带来了最可靠的强权;就给社会、给“下愚”之人带来了最稳定的中心。

    对于夏朝,历史的记载是比较多的。

    夏禹的儿子启,通过与“禅让制”选定的权位合法继承人伯益作斗争,夺取了权位,废除了“禅让制”。

    启的儿子世袭他的权位之后,却又被别人篡位。

    然后,他的孙子又夺回权位,这才延续了夏朝几百年的国祚。

    这里的关键是:启,为什么能够战胜“禅让制”选定的权位合法继承人伯益,而废除“禅让制”?为什么在被篡位之后,他的孙子还能够夺回权位?

    因为,相对来说,“禅让”,是“民主”的表现,是“上智”之人“狗咬狗”的表现;而“世袭”,是“专制”的表现,是“下愚”之人围猎“上智”之人,实行“愚人”专政的表现。而“下愚”之人围猎“上智”之人能够成功,说明当时的社会,“上智”之人太多,“狗咬狗,一嘴毛”的现象太多,社会太不稳定了,“下愚”之人们需要稳定,就奋起反抗,从而打倒“民主”,实行“愚人”专政。

    因为,夏禹为社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,人们爱屋及乌,就认可他的儿子和孙子们的德行以及能力,即便他的儿子和孙子的德行与能力不如他,也好过一个大家都不熟悉的人。起码,人们虽然不熟悉夏禹的儿子和孙子,却熟悉夏禹。熟悉,就带来安全感,就带来大家对未来命运的预判。所以,大家就拥护夏禹的儿子和孙子为王。夏启和他的孙子的胜利,实际上是“下愚”之人相对“上智”之人的胜利。

    第二节、“夏”与“后”

    “夏”,与“华”相对,是一种血脉遗传的标志。

    前面我们已经探讨过,“夏”来源于龙,是惊讶与赞叹龙的伟大之意;而由于龙是起源于农业,所以,夏也与农业有关,是一边劳动一边与神灵交流,祈求农业丰收之意。

    “后”,是由夏启的史官根据既有汉字“司”创造出来的。就是把“司”来写,并赋予新的读音。这是因为,夏王室出身于“司空”家族,是“群司”(司空、司徒、司马、司稷等)之一,为了表示子孙后代不敢与皇祖大禹比肩等列,故以“司”的镜像“后”作为自贬一级的称号。“司”有“子承父业”的意思,“后”也有同样意思。这符合夏后氏“家天下”的统治理念。

    “夏”是夏朝的国号。她表示这个国家的贵族,是龙的传人。其深层的含意,就是以图腾的创立者为远祖。

    “后”是夏朝最高领导之职位的称号,其中包含了敬仰夏禹的意思。其更深的含意,就是把夏禹与远祖对应,立夏禹为近祖。

    国号与最高领导之职位的称号,最终归结到一个意思,就是不忘祖先,认清自我。这就是夏朝贵族的核心价值观,也是他们藉以团结夏民,巩固自己权位的手段。

    当然,与“夏”相比,“华”是龙之传人更远的远祖。

    而这个更远的远祖的后代,则不仅仅包括龙的传人,也包括蛙的传人。这恐怕就是夏人不取“华”为国号,而要取“夏”为国号的原因。因为,龙的传人与蛙的传人之间,曾经有一段不愉快的经历。

    但是,相对于外夷和外族,龙的传人与蛙的传人,又毕竟同为一族,而这,当然也是后来的人们,都自称“华夏”的原因。

    第三节、“中央”之国

    “中国”一词,最早出现在西周早期成王时代的青铜器“何尊”的铭文中。其铭文记载了成王继承武王遗志,并营建东都成周的史实。

    其涉及“中国”一词的铭文为:“隹武王既克大邑商,则廷告于天曰:余其宅兹中国,自兹乂民。”

    这篇铭文把“中国”指为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。

    《尚书·梓材》记载:“皇天既付中国民,越厥疆土,于先王肆。”

    这是指当时周朝统治下的全国而言。

    《诗经·民劳》曰:“民亦劳止,汔可小康。惠此中国,以绥四方。”

    此时“中国”的含义,是周朝人对自己居住的地域的称谓,他们认为自己位于大地的中央,而四周的民族则分别为蛮、夷、戎、狄。

    到春秋战国时期,各诸侯国则自称“中国”。其中,“国”就是指各诸侯的封地。

    《孟子》记载了一次齐王的谈话:“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”。

    汉朝时,人们将其统治的中原地区称为“中国”。如《史记·武帝本纪》:“天下名山八,而三在蛮夷,五在中国”。

    汉朝以来,“中国”一词逐渐演变称为正统的朝代的标志,例如在南北朝时期和宋朝,对峙双方都自称“中国”,而不承认对方是“中国”。

    但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并不把“中国”作为国名使用,而是使用自己独特的名称,如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等。

    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,才将“中国”作为“中华民国”的简称正式使用,使其首次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。

    那么,“中国”这个概念,是不是就是起源于周朝呢?

    不。

    “中国”的概念,起源于“中”的概念,而配以地域性,最早就是指“中岳嵩山”的周围,部落之“盟主”所在的区域。

    “中岳嵩山”与四方的“东岳泰山”、“西岳华山”、“南岳衡山”、“北岳恒山”相对,是部落“盟主”所在之中央地域的“圣山”,所以叫“中岳”。

    那么,“中岳”周围的地域,就是天下的“中央”。

    这个“中央”,不仅仅是带有地域性,更是具有政治性,是“中央权力”的象征。所以,要想掌握权力,制衡天下,就必须占据“中央”之地。

    “黄帝时代”以降,为了巩固权位,加强对天下的制衡能力,历代的领导集团,就不断地寻找“地中”,在“地中”建立都城。

    由少皞玄嚣改造“大汶口文化”而形成的“龙山文化”,后来显著西迁,实际上就是为了占领“中土”,从而掌握制衡天下的能力。

    所以,以此为基础而成立的国家,就为“中土之国”——“中国”。

    这就是“中国”一词的真正涵义与来源。

    在被锁定为“尧都平阳”的山西“陶寺遗址”,考古人员就挖掘出了用来“寻中”、“建中”的圭尺和圭表。

    根据实际的测影演算,认为遗址和《尧典》里记载的四表测量匹配,也和《周髀算经》里关于夏历冬历的影长数据吻合,因而,确定“陶寺遗址”,就是当时的“地中”,就是当时的都城,就是传说中的“尧都平阳”。

    由于世界是运动的,“地中”也是不断变化的。所以,改朝换代之后的“地中”,究竟在哪里,新的都城应该建立在哪里,还真不好说。

    不过,都城的具体地点不好定,都城所在的地区,却总是离不开“中岳嵩山”的周围。

    所以,大体来说,“中岳嵩山”周围的地区,就是“中国”地区。

    而夏朝的控制范围,就是在这一区域。

    所以,夏朝,是华夏历史上的第一个“国家”,也是华夏历史上的第一个“中国”——“中央”之国。

    第四节、何以“中华”

    在夏启废除“禅让制”,实行“家天下”之后,《河图》《洛书》,作为昔日之神权的象征,就再也没有在君王的继位仪式中使用和出现了。

    这是因为,《河图》《洛书》,表达的是一种“天地轮环”的理念,而“家天下”的时代,是不需要什么“天地轮环”的。

    所以,对于这种不合时宜的东西,当权者当然就要尽量雪藏,不使人轻易地见识和联想。

    这也就是《河图》》《洛书》后来无人能识,连老子、孔子,也都尽量地不提她们,提了,也说不出个所以然的原因。

    不过,虽然当权者雪藏她们,却也不能把她们遗失或者毁弃。

    因为,她们就是代表神权,如果你遗失或者毁弃,万一有哪个逆天的,要跳出来和你叫板,说你没有“天命授权”,你怎么办呢?

    所以,这个东西,爱也爱不得,扔也扔不得,只能是雪藏起来。

    当然,后来,《河图》《洛书》还是失踪了。

    这个失踪,一般人都怀疑与周敬王和王子朝冲突,王子朝带着大量随从与物资逃到楚国有关。

    因为,《尚书·顾命》记载,周康王即位时,人们还看到“河图在东序”。而在那之后,只有王子朝出逃,才给周王室造成了很大的破坏,《河图》《洛书》,在这个过程中失踪的可能性是最大的。

    不过,由于这时候诸侯各霸,大家凭的是硬实力,有没有《河图》《洛书》,也是无所谓;况且,当时风气已转,孔子都“不语怪力乱神”,西门豹把巫婆丢到河里“向河神求情”,没有人再相信《河图》《洛书》会有什么“神力”了,所以,她们失踪了,也就失踪了,并没有什么人追究。

    然而,《河图》《洛书》对中国文化所造成的影响,并不因为她们的失踪而消失。

    因为,《河图》《洛书》中的中央“阳五”,正是中国文化中“中”之概念的来源。“中”字的内涵是什么,只有在这两个“阳五”与它们四周各数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。

    《河图》中的“阳五”,有两个身份,一个是与上、下的两个“阴五”相对,代表爷爷时代、父亲时代、孙子时代三个时代之中的父亲时代;一个是与内圈的一、二、三、四,以及外圈的六、七、八、九相对,代表一个人刚刚摆脱其父亲的控制,又刚刚生下儿子,不受儿子控制,自己一生中能力最强、人生最辉煌的时刻。这两个身份可以合为一个,就是一个人一生最辉煌的时刻。

    这是一个“中”。

    而这个“中”,是“时中”,是变化过程之“中”。

    这个“中”,首先就是当前,就是现在。过去、将来,都不是中。所以,过去与将来,都要服从于现在。

    其次,这个“中”,是一个系统、一个共同体中,能力最强的一个时刻、一个个体。所以,在一个系统,一个共同体中,现时最强的个体,才能为中。

    总结上面两点,这个“中”的内涵就是:变化是一个过程,而过程中所有的阶段,都要以当前、现在这个时刻为中心,为重点;一切的资源与力量,都要服从于当前、现在,接受当前、现在的支配。因为,没有当前、现在,就不会有将来,也不会有过去。所以,在当前、现在这个时刻,同一个系统、同一个阵营之中,谁的能力最强,谁就为“中”。

    《洛书》中的“阳五”,是一种能力与价值。

    这种能力与价值的来源,就是《洛书》中的“阴八、阴六、阴四、阴二”。

    “阴八、阴六、阴四、阴二”好比一个家庭中的父亲、母亲、儿子、儿媳,是一个系统组织中能力不同、地位不同的各方。但是,他们处在同一个屋檐下,既有共同的利益取向,又有不同的个性追求。而中央的“阳五”,就是他们的纠结点。

    作为四方甚至多方的纠结点,“阳五”就是一个“中”。

    但是,这个“中”,不是一个实在的、形而下的“中”,而是一个虚空的、形而上的“中”。

    就好比一个家庭中的子孙与祖先,他们都不是这个家庭中当前的存在,然而,他们却是这个家庭中大家共同的价值追求。在这个共同的价值追求下,大家才能团结到一起。所以,当前并不客观存在的子孙与祖先,在家庭的实际运作过程中,却成为这个家庭的“中”了。

    由于这个“中”具有团结大家组合成一个共同体的能力,所以,她对大家是具有支配能力的。

    但是,由于这个“中”是虚空的、形而上的,那么,她的支配能力就要落实到一个实在的、形而下的载体,通过形而下的载体来发挥作用。

    那么,谁来充当这个“中”的载体呢?

    父亲?母亲?儿子?还是儿媳?抑或是专门成立一个特别的组织,来充当这个“中”的载体?

    更为重要的是,这个载体拟定出来之后,能否落实?能否得到各方的支持?

    也就是说,“中”表明上是由载体承载,但她实际上,是存在于各方的心灵之上,是需要各方认可的;“中”能否发挥作用,一方面在于载体自身的材料品质,二方面,是大家的心里,有没有这样的一个“中”。

    如果系统中的每个个体能力都较强,个性也较强,那么,大家就可以各奔东西,这个“中”,也许就没有必要存在,也不会存在。

    如果大家都自我感觉,个体的能力不怎么样,大家的个性也都还算缓和,那么,这个“中”,就有存在的基础,也有存在的必要,就可以存在。

    我们中华民族,历来都是一个大部分个体都自视不强,所以才相互团结、相互依赖的民族。这就是我们“中华民族”在“中”的意识下,得以绵延几千年的原因。

    当然,在大家的心里都有一个“中”的前提下,“中”之载体的材料品质,就是这个“中”能不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了。

    什么样的材料,才能组成一个品质优良的“中”之载体呢?

    这个材料,作为“中”的载体,是代表各方的,所以,她应该表现出各方都有的属性。

    最简单的,比如说“上智”之人的“科学”“客观”属性,和“下愚”之人的“率直”“虔诚”属性。

    没有“科学”“客观”,不足以带领大家应付千变万化的世界;没有“率直”“虔诚”,又何以承担得起自己的这份职业?

    当然,职业的“中”,与我们中国人文化概念中的“中”,是不一样的,与我们的“中华”之“中”是不一样的。

    职业的“中”,来源于“中华”之“中”。

    而“中华”之“中”,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每个人心里的“中”。这个“中”,与我们的始祖“华胥”之“华”,在性质上,完全是一脉相承的,都是自视其弱,然后才要团结奋进、砥砺前行。

    这样的一种意识,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念,才是“中华”之名称的来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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